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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整个近代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近代真的在经历“千年不遇的巨变”，那么上海无疑是这场剧变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与内地的海关差异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罗志天引用内陆省份陕西人刘大鹏的话说：“* *正逐渐成为一个异邦的世界”，而这个“异邦”的世界最早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从此，它的命运变得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的交汇点，也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地方。很快，它成为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塑了自己的城市面貌。

当一位同道中人朋友请《新上海》的叙述者鲁“去上海一趟”时，鲁回信说：“上海的时髦世界，像我哥的古道，未必合适”。在鲁看来，“不慕荣华，不求闻达”的* *传统文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的好朋友在上海旅游后“恼羞成怒”，不得不逃回老家。(《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明小史》年的老航杰，一个在* * *，创业的中国律师，申请到安徽当官，却不得不在上海待几天，因为“* *是上海唯一一个被外地人哺育的地方，文明氛围还是有的；以前，一旦进入大陆，却生活在野蛮之中，这个美好的世界就没有了。”(《文明小史》，华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366)据清朝孙宝轩说，上海周边内陆城市和上海的大气相差差不多五十年，而大陆北部和上海相差一百年。(《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P352)

李欧梵在他的作品中用“现代性”来标记上海的独特性。“上海现代性”是相当丰富的方面。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写字楼、餐馆、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厅、豪华公寓和赛马场等。“它们不仅是地理符号，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上海摩登》，* *大学出版社第6页)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体验”成为这座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意味深长的是，为这些精彩的都市文本提供最基本物质支撑的——现代印刷、现代出版和传媒产业，也是西方文明给予的。

唐振昌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物质形态的接受时，得出了以下规律：“起初，你是惊讶的；之后，你就不一样了；之后，你是羡慕；之后，你是有效的。”上海的都市文学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迁，从清末民初“西洋景”的“震撼”体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以欣赏和羡慕的眼光展现上海的现代面貌；40年代，成熟的上海作家有意识地将西方元素作为建构城市性格的素材之一。这些文本，尤其是丰富的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精彩的“上海传奇”。

租界：面对“西洋景”的屈辱与敬仰

清末民初，如果你是外地游客，第一次来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一定包括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合适的话，看水龙会(“西水龙会每年夏秋两季举行一次， 晚上在蒲潭聚集，水龙排列有序，前者是灭火器……”(《沪游杂记》)。 这些旅游项目是典型的“西部景观”。当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外国人走在这些西方景观中，他想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独特性”，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区别。103010开头，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正面的全景：“上海一埠，自通商以来，盛世一轮圆月，北至杨树浦，南至十六铺。黄浦江沿岸，岸上的煤气灯和电灯，晚上看起来像一条火龙。”

进入这座城市的游客，如果不小心，很容易闹出笑话，甚至惹上麻烦。原因是上海的租界属于“外国人的世界”。这里的规定与内陆地区差别太大，被视为《海天鸿雪记》，一本旅游指南，专门介绍了租界的规定，比如“禁止在路边小便”、“禁止在路上倾倒垃圾”、“沿途不准攀爬树枝”、“不准赌博喝酒打架”。比如《沪游杂记》年初，一个大陆来的“大师”因为随地大小便被巡警抓起来罚款。巡捕说：“既然你违反了我们租界的章程，我有权把你拖到巡捕房去，不管你是不是老爷！”(《官场笑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P281)

对晚清上海租界的描述是复杂的，一方面，租界本身的存在是

**的屈辱;而另一方面，晚清不少文人在**中表述出的，还有对西洋人治理租界、维护城市秩序等能力的由衷赞叹。在《人海潮》里，当一个人向朋友抱怨说，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仍然分不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地界时，朋友告诉他：瞎子乞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脚高一脚低的地方，总是**地界;平平坦坦的道路，总是外国租界。”(《人海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P306)陆士谔认为这一点正反映出**与西方不同的特性，他在《新上海》与《最近官场秘密史》里反复申说：外国人眼光长远，经常修理马路，因为“钱也省，路也平，行人也便当”，而**人只知道建设，不晓得修理，目光短浅，不仅修路如此，各项事业都这样。

即使是那位刚从内地来的好友梅伯，目睹上海的美好风光，也不禁“心旷神怡”，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江边排着几只公椅，梅伯想去坐着看看江景，上海朋友却告诉他：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置办的，任何**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人不能坐，而且，“上海凡公众游散的地方，像公家花园、跑马场，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人则画若鸿沟，不能越雷池儿一步。就是各洋行的门，**人也不能从正门里出入的，只好在后门进出呢。”(《新上海》，P56)在此，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通俗**中的两面性完全展露：它是进步的，文明的，却不是为**人准备的，它是在**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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