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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过秦论》，专门讲秦朝的过失。因为这篇文章是汉代最高的，而且流传千古，所以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越秦”论是贾谊的“专利”。其实并不是。秦末汉初，讨论秦亡的过失，并以此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借鉴，其实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称之为社会思潮也不为过。探讨其形成原因、主要内容和社会影响，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命题。

一、《秦论》形成的原因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东方国家甚至习惯把秦国称为“虎狼之地”。秦昭和楚怀王约好了见面时间，楚国的名医屈原劝楚怀王不要赴约。理由是：“秦、胡、狼之地不可信，不如无事。”(《史记？屈原列传》)信陵君魏无忌向王维分析秦国的特点，也说：“秦与荣翟同流合污，有虎狼之心，贪得无厌，肆无忌惮，不知礼义德行。如果你有利可图，不管亲戚兄弟，如果你是动物的耳朵。”

(《史记？魏世家》)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对秦朝的“暴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批判也更加激烈。秦农民起义末期，被压迫的人民用实际行动批判了秦朝的暴政，看似强大的秦朝终于在民族反抗面前迅速崩溃。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当姜勇樊哙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错误时，他说：“秦王有一颗虎狼之心。如果他不能放弃，惩罚就会铺天盖地，全世界都会造反。”(《史记？项羽本纪》)由此可以看出，“过秦”思潮的产生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征的秦王朝统治是“过秦”思潮产生的现实基础。

秦亡汉后，出于求治的考虑，思想家们相当深刻地总结了秦的错误，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高官厚禄的治道追求。其中，尤以陆贾和贾谊的贡献最为突出。汉初，陆贾在以刀兵制胜天下的刘邦面前，高度赞扬文明的作用。刘邦更是张口大骂：“马上就可以住公房，《诗》，《书》就可以落户了！”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与其马上治，不如马上得？而且汤和武取反而随之，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乡使秦已融天下，行仁义，法为先圣。陛下安然无恙，得之乎？”刘邦后悔了，对陆贾说：“我为了替我打秦，失去了天下。我收获了什么？”

于是，陆贾“勾勒出生存的迹象”，写了十二部作品。每次他演奏一首曲子，高第总是称赞它很好，他称它为“万岁”，并称它为“《新语》”。”(《史记？陆贾列传》)像刘邦这样的叛逆英雄，居然把“逆天而从”作为根本大计，这是对汉政权稳定的一大贡献。于是乎，东汉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然贬低古圣先贤，却推崇陆贾：“都说君臣在政治上有得失，言出必行，万事皆美。

知洪之言，而参经，虽古圣贤之言，不能增太多。”(《论衡？案书篇》)因此，称陆贾为汉初政治理论第一人并非虚名

(《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他还做出了一个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所以，嫁给人民的人，贱得可以，蠢得可以。所以从古至今，与民为敌者，迟则快，民必胜。”(《贾谊集校注？大政上》)以陆贾、贾谊为杰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为例，冷静总结历史，批判暴政，劝告汉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调整统治政策，充分显示了思想家“远见卓识”的思想价值。

二、《秦论》的主要内容

汉代“过秦”论涉及面很广，其重点有：批判秦朝严刑峻法。陈胜派遣的河北将军陈武曾以此为由动员当地英雄抗击秦国：“秦魏几十年来一直滥用权力。北有塞外之战，南有五岭守备，内外一片哗然，* *一停，第一次会集军费，财尽，民不聊生。受到严酷法律的严惩，使天下父子不安。”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贾谊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意图：“秦王贪鄙，禁文书拷问，先奸后仁，以暴政为天下第一步。”他指责秦二世，“刑罚繁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税征收无溢。世间多烦恼，收藏家能自律，* *穷主收t恤。然后奸诈虚妄相合，上下相争，多人有罪，刑朝道，天下为苦。”(《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批判秦朝残余势力炫耀。秦朝统治者长期征战，大规模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是以奴役* *为前提，让百姓苦不堪言。对此，汉初许多政论家都有所论及：“秦守兵不能制其水土，守军在边，败军在道。”秦人见行如弃城，因其所寄为信札，故称‘信札’。今天秦之死也是一万赔一万，死两铢的结果。"

秦朝的担子太重了

于民不聊生，直到汉代中期还不断有人论及，仿佛依然有切肤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者相望。及秦**崩，天下大畔。”(《汉书?严安列传》)“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主父偃列传》)一个政权与民众为敌，其结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解体。

批判秦朝扼杀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意见给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了士人离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汉代思想家看来，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另外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持相近观点：“秦**居灭绝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果是在闭目塞听之中走向了败亡。

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论”的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于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就治国原则而言，“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

(《汉书?循吏列传》)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黄老之学”的影响，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应该仔细思量。“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每当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是拨乱反正的立论基石，其影响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

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列传》)又如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之大患也。

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于“过秦论”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论”的积极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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